提升貿易質量遠比規模增長更重要

摘自上海證券報

         如預期所料,2012年中國進出口貿易并未完成年初設定的10%增長目標,同比增長6.2%,相比2011年回落了16.3個百分點。然而,比較增速,中國貿易質量可能更令人擔憂。

        從1978年到2010年,我國外貿進出口增長143倍,年均增長16.8%,其中出口發展尤為迅速,2010年貨物出口總額已達15778億美元,是1978年的161倍,年均增長17.2%。然而,在高增長背后,巨大的貿易不平衡問題也日漸凸顯。根據海關數據統計,2010年我國貨物貿易順差高達1815億美元,一度創下占GDP比重將近10%的峰值。由于中國以加工貿易為主的貿易分工結構,中國的貿易份額明顯“被高估”,貿易順差也被夸大。

  毋庸諱言,中國近年對外貿易迅速擴大,很大程度上由外資企業拉動,尤其在出口商品與順差中,外資企業更是舉足輕重。據聯合國貿發會議統計,1991年跨國公司商品出口占中國商品出口的比重為18.3%,2008年升至55.3%。而當年法國的這一比重為15.7%,美國為14.9%,日本為9.5%,印度僅為3.5%。也就是說,中國外貿規模與貿易順差被跨國公司的進出口放大了,如扣除跨國公司這一塊,中國實際進出口與貿易順差將足足減少一半以上!

  由于資源豐富而且價格低廉等原因,中國等發展中國家的資本邊際收益率通常高于發達國家的資本邊際收益率,而全球生產性資本是根據資本收益率高低及利潤極大化原則來配置的。資本收益率一般看資本與勞動比率。中國目前的資本與勞動之比只是國際平均水平的五分之一,是美國平均水平的十分之一。依據世界銀行基于中國120個城市的12400家企業的抽樣調查,中國工業企業2005年平均凈資產回報率超過15%,私營企業的投資回報率達到19%,外資企業的投資回報率為22%,均顯著高于國際平均水平,更高于發展中國家的平均水平。

  到底是什么原因讓資本獲得如此之高的收益呢?說起來,這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勞動力價格長期扭曲。就勞動力成本而言,過去近30年,我國資本回報率上升迅速,而勞動力回報率增長緩慢。從1998年到2008年,工業企業利潤平均增長30.5%,勞動力報酬年均僅增長9.9%,勞動力成本的上升遠遠低于勞動生產率增長。

  歸根結底,中國一直存在要素價格扭曲并承擔相應成本。30多年來,我國長期處于低要素價格的狀態之中,包括低土地成本、低環保成本、低資金成本等,這恰是國際資本大規模流入的一個重要條件。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的一項研究表明,勞動力價格、金融市場的資金價格(主要受利率管制、資本管制、信貸控制、匯率水平所影響)、土地價格、能源與環境成本所存在的相對扭曲,是中國國際順差擴張的根本原因。從發展趨勢看,未來中國人口年齡結構變動導致的勞動力供給、由政策和人口結構導致的儲蓄率,以及由勞動力再配置格局導致的資本收益率都會出現變化,這使得中國低成本優勢難以為繼。

  中國出口貿易面臨“前堵后追”雙重夾擊。目前,勞動密集型制造業向中國轉移的趨勢已開始放緩,越南、印度、墨西哥與東歐等國家和地區以比中國更低的成本優勢,成為接納工業發達國家產業轉移的新陣地,東盟制造、印度制造、墨西哥制造開始用更加低廉的成本要素實現對中國制造的供給替代。

  可以預見,從現在起到未來的很長一段時期,全球仍處于危機后的大調整時期。經濟復蘇乏力,增長中樞下移,經濟增長低于趨勢增長率將成為“新常態”。在全球經濟這種新常態下,最稀缺的資源是國際市場空間。于是國與國之間的博弈將由紅利增長轉向紅利的爭奪與分配上。在全球經濟逐漸恢復過程中,美國、歐盟以及與中國貿易結構相似度很高的發展中國家,一定會使出各種手段爭奪有限的外部市場資源,貿易戰動蕩升級在所難免。

  近期,歐盟與日本準備開啟雙邊貿易談判,而美歐之間自由貿易談判也再度被提上日程。此外,美國重返亞太,試圖推動建立由美國主導的跨太平洋(601099,股吧)伙伴關系協議(TPP)框架,而中國也積極參與亞太自貿區的談判,一面是貿易保護大行其道,一面又是紛紛締結“盟下之約”。中國貿易如何突圍,變得尤為迫切。無疑,拼價格只能遭致更大的貿易摩擦和貿易保護,中國非得建立起價格以外的競爭優勢不可。

  唯有通過加大科技投入,集中力量開展關鍵技術突破,著手建立產業自主技術創新體系,中國才能真正提高貿易增長的質量,才能夠真正獲得全球貿易分工中的利益分配,從而不怕全球貿易中的“雙面夾擊”和“釜底抽薪”。